第18章 记忆与印象1(3)
也许,就是这颤抖,让我记住她。也许,关于她,我能够写的也只有这颤抖。这颤抖是一种诉说,如同一个寓言可以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,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。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,譬如夜的流动,毫不停歇。这颤抖,随时间之流拓开着一个孩子浑沌的心灵,连接起别人的故事,缠绕进丰富的历史,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。恐怕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记住她。未来,在很多令人颤抖的命运旁边,她的影像总是出现,仿佛由众多无声的灵魂所凝聚,由所有被湮灭的心愿所举荐。于是那纤细的手指历经沧桑总在我的发间穿插、颤动,问我这世间的故事都是什么,故事里面都有谁?
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。她叫母亲时,叫名字。母亲从不叫她,什么也不叫,说话就说话,避开称谓。母亲不停地跟她说这说那,她简单地应答。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,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,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,惟苍白的脸表明她在。一动一静,我以此来分辨她们俩。母亲或向她讨教裁剪的技巧,把一块布料在身上比来比去,或在许多彩色的丝线中挑拣,在她的指点下绣花、绣枕头和手帕。有时候她们像在讲什么秘密,目光警惕着我,我走近时母亲的声音就小下去。
好像只有这些。对于二姥姥,我能够描述的就只有这些。她的内心,除了母亲,不大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。但母亲,曾经并不对谁说。
很多年中,我从未想过二姥姥是谁,是我们家的怎样一门亲戚。有一天,毫无缘由地(也可能是我想到,有好几年母亲没带我去看二姥姥了),我忽然问母亲:“二姥姥,她是你的什么人?”母亲似乎猝不及防,一时嗫嚅。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,我于是看出,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。母亲于是也明白,有些事,不能再躲藏了。
“啊,她是……嗯……”
我不说话,不打断她。
“是你姥爷的……姨太太。你知道,过去……这样的事是有的。”
我和母亲的目光又轻轻地碰了一下,这一回是在离我更近的地方。唔,这就是母亲不再带我去看她的原因吧。
“现在,她呢?”我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母亲轻轻地摇头,叹气。
“也许她不愿意我们再去看她,”母亲说,“不过这也好。”
母亲又说:“她应该嫁人了。”
我听不出“应该”二字是指必要,还是指可能。我听不出母亲这句话是宽慰还是忧虑。
“文革”中的一天,母亲从外面回来,对父亲说她在公共汽车上好像看见了二姥姥。
“你肯定没看错?”母亲不回答。母亲洗菜,做饭,不时停下来呆想,说:“是她,没错儿是她。她肯定也看见我了,可她躲开了。”
父亲沉吟了一会儿,安慰母亲:“她是好意,怕连累咱们。”
母亲叹息道:“唉,到底谁连累谁呢……”
那么就是说,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。
一个人形空白
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“姥爷”的那个人。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“镇反”之中。
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,听见“姥爷”这个词,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。“他在哪儿?”“他已经死了。”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。时至今日,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。因此我听说他就像听说非洲,就像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,甚至就像听说死;他只是一个概念,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。
但这虚缈并不是无。就像风,风是什么样子?是树的摇动,云的变幻,帽子被刮跑了,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……因而,姥爷一直都在。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,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。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,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,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,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。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,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、沉闷,甚至惊慌?那危险,莫名但是确凿,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,所以我从不多问,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。
但当有一天,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,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。
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,早春的一个午后,母亲说:“太阳多好呀,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?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。”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,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。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,随风摇荡,果然,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。那枪声沉闷之极。整个谈话的过程中,“姥爷”一词从不出现,母亲只说“他”,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。我不问,只是听。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,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,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。童年,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做“历史”的东西里去了,永不复返。
母亲艰难地讲着,我惟默默地走路。母亲一定大感意外: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?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,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。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,车马稀疏,人声遥远,满天都是杨花,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。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,田野一片旷然。
随后的若干年里,这个人,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之中跳出来,在那空白里幽灵似的闪现,犹犹豫豫期期艾艾,更加云遮雾罩面目难清——“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?别说他没想到,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……”
“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,打得死去活来,这下大伙儿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……”
“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。没人知道去了哪儿。日本投降那年,有人说又看见他了,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。我们跑到街上去看,可不是吗?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……”
“老人们早都说过,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才,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……可惜啦,他参加的是国民党,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……”
“这个人呀,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!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?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,办幼儿园,办夜校,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,孩子们都去学唱歌,大人都得去识字,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……”
“有个算命的说过,这人就是忒能了,刚愎自用,惹下好些人,就怕日后要遭小人算计……”
“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,劝他快走,先到别的地方躲躲,躲过这阵子再说,他不听嘛……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,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,我让位就是,可是你们记住,谁来了我也不跑。我为什么要跑?”
“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,他去了北京,想着是弃政从商踏踏实实做生意去。可是,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,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事。唉,做人呀,什么时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……”
“其实,只要躲过了那几天,他不会有什么大事,怎么说也不能有死罪……直到大祸临头他也没想到过他能有死罪……抓他的时候他说:行啊,我有什么罪就服什么刑去。”
…………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,悲惨的,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。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。我不想去调查、去搜集他的行迹。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,现在还是不敢——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。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,有时候让人怀疑。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:动人心弦,感人泪下,起伏跌宕,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。结果呢,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。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,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,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,不能说这不正当,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,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。
不是更要紧的情节,也不是更要紧的道理,是更要紧的心情。
因此,不敢问,是这个隐匿的故事的要点。
“姥爷”这个词,留下来的不是故事,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,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。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、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,不敢抬头张望。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,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。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,所有少年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,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。阳光里总似潜伏着凄哀,晚风中总似飘荡着它的沉郁,飘荡着姥姥的心惊胆战,母亲的噤若寒蝉,奶奶和父亲的顾左右而言他,二姥姥不知所归的颤抖,乃至幼儿园里那两个老太太的慌张……因此,我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。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。而那片虚缈的飘动未必是要求着一个具体的形象,未必是要求着情节,多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都不会有什么新意,它在要求祈祷。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,仇恨与歧途,年轻与衰老,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:祈祷。
有一年我从电视中看见,一个懂得忏悔的人,走到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前,双腿下跪,我于是知道忏悔不应当只是一代人的心情。有一年,我又从电视中看见,一个懂得祈祷的人走到二战德国阵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,我于是看见了祈祷的全部方向。
姥姥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。姥姥不识字,脚比奶奶的还要小,她一直住在乡下,住在涿州老家。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把她接来,她来了便盘腿坐在床上,整天整天地纳鞋底,上鞋帮,缝棉衣和棉被,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边给我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。母亲听见她讲那些故事,便来制止:“哎呀,别老讲那些迷信的玩艺儿行不行?”姥姥惭愧地笑笑,然后郑重地对我说,“你妈说得对,要好好念书,念好书将来做大官。”母亲哭笑不得:“哎呀哎呀,我这么说了吗?”姥姥再次抱歉地笑,抬头看四周,看玻璃上的夕阳,看院子里满树盛开的海棠花,再低下头去看手中的针线,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里去……
现在我常想,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?照理说她应该知道,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对此好像没有任何态度,笑骂也无,恨怨也无。也许这正是她的德性,或者正是她的无奈。姥姥的婚姻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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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。她叫母亲时,叫名字。母亲从不叫她,什么也不叫,说话就说话,避开称谓。母亲不停地跟她说这说那,她简单地应答。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,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,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,惟苍白的脸表明她在。一动一静,我以此来分辨她们俩。母亲或向她讨教裁剪的技巧,把一块布料在身上比来比去,或在许多彩色的丝线中挑拣,在她的指点下绣花、绣枕头和手帕。有时候她们像在讲什么秘密,目光警惕着我,我走近时母亲的声音就小下去。
好像只有这些。对于二姥姥,我能够描述的就只有这些。她的内心,除了母亲,不大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。但母亲,曾经并不对谁说。
很多年中,我从未想过二姥姥是谁,是我们家的怎样一门亲戚。有一天,毫无缘由地(也可能是我想到,有好几年母亲没带我去看二姥姥了),我忽然问母亲:“二姥姥,她是你的什么人?”母亲似乎猝不及防,一时嗫嚅。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,我于是看出,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。母亲于是也明白,有些事,不能再躲藏了。
“啊,她是……嗯……”
我不说话,不打断她。
“是你姥爷的……姨太太。你知道,过去……这样的事是有的。”
我和母亲的目光又轻轻地碰了一下,这一回是在离我更近的地方。唔,这就是母亲不再带我去看她的原因吧。
“现在,她呢?”我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母亲轻轻地摇头,叹气。
“也许她不愿意我们再去看她,”母亲说,“不过这也好。”
母亲又说:“她应该嫁人了。”
我听不出“应该”二字是指必要,还是指可能。我听不出母亲这句话是宽慰还是忧虑。
“文革”中的一天,母亲从外面回来,对父亲说她在公共汽车上好像看见了二姥姥。
“你肯定没看错?”母亲不回答。母亲洗菜,做饭,不时停下来呆想,说:“是她,没错儿是她。她肯定也看见我了,可她躲开了。”
父亲沉吟了一会儿,安慰母亲:“她是好意,怕连累咱们。”
母亲叹息道:“唉,到底谁连累谁呢……”
那么就是说,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。
一个人形空白
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“姥爷”的那个人。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“镇反”之中。
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,听见“姥爷”这个词,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。“他在哪儿?”“他已经死了。”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。时至今日,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。因此我听说他就像听说非洲,就像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,甚至就像听说死;他只是一个概念,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。
但这虚缈并不是无。就像风,风是什么样子?是树的摇动,云的变幻,帽子被刮跑了,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……因而,姥爷一直都在。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,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。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,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,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,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。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,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、沉闷,甚至惊慌?那危险,莫名但是确凿,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,所以我从不多问,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。
但当有一天,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,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。
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,早春的一个午后,母亲说:“太阳多好呀,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?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。”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,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。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,随风摇荡,果然,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。那枪声沉闷之极。整个谈话的过程中,“姥爷”一词从不出现,母亲只说“他”,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。我不问,只是听。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,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,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。童年,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做“历史”的东西里去了,永不复返。
母亲艰难地讲着,我惟默默地走路。母亲一定大感意外: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?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,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。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,车马稀疏,人声遥远,满天都是杨花,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。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,田野一片旷然。
随后的若干年里,这个人,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之中跳出来,在那空白里幽灵似的闪现,犹犹豫豫期期艾艾,更加云遮雾罩面目难清——“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?别说他没想到,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……”
“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,打得死去活来,这下大伙儿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……”
“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。没人知道去了哪儿。日本投降那年,有人说又看见他了,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。我们跑到街上去看,可不是吗?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……”
“老人们早都说过,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才,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……可惜啦,他参加的是国民党,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……”
“这个人呀,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!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?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,办幼儿园,办夜校,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,孩子们都去学唱歌,大人都得去识字,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……”
“有个算命的说过,这人就是忒能了,刚愎自用,惹下好些人,就怕日后要遭小人算计……”
“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,劝他快走,先到别的地方躲躲,躲过这阵子再说,他不听嘛……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,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,我让位就是,可是你们记住,谁来了我也不跑。我为什么要跑?”
“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,他去了北京,想着是弃政从商踏踏实实做生意去。可是,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,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事。唉,做人呀,什么时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……”
“其实,只要躲过了那几天,他不会有什么大事,怎么说也不能有死罪……直到大祸临头他也没想到过他能有死罪……抓他的时候他说:行啊,我有什么罪就服什么刑去。”
…………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,悲惨的,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。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。我不想去调查、去搜集他的行迹。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,现在还是不敢——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。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,有时候让人怀疑。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:动人心弦,感人泪下,起伏跌宕,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。结果呢,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。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,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,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,不能说这不正当,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,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。
不是更要紧的情节,也不是更要紧的道理,是更要紧的心情。
因此,不敢问,是这个隐匿的故事的要点。
“姥爷”这个词,留下来的不是故事,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,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。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、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,不敢抬头张望。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,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。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,所有少年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,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。阳光里总似潜伏着凄哀,晚风中总似飘荡着它的沉郁,飘荡着姥姥的心惊胆战,母亲的噤若寒蝉,奶奶和父亲的顾左右而言他,二姥姥不知所归的颤抖,乃至幼儿园里那两个老太太的慌张……因此,我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。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。而那片虚缈的飘动未必是要求着一个具体的形象,未必是要求着情节,多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都不会有什么新意,它在要求祈祷。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,仇恨与歧途,年轻与衰老,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:祈祷。
有一年我从电视中看见,一个懂得忏悔的人,走到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前,双腿下跪,我于是知道忏悔不应当只是一代人的心情。有一年,我又从电视中看见,一个懂得祈祷的人走到二战德国阵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,我于是看见了祈祷的全部方向。
姥姥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。姥姥不识字,脚比奶奶的还要小,她一直住在乡下,住在涿州老家。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把她接来,她来了便盘腿坐在床上,整天整天地纳鞋底,上鞋帮,缝棉衣和棉被,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边给我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。母亲听见她讲那些故事,便来制止:“哎呀,别老讲那些迷信的玩艺儿行不行?”姥姥惭愧地笑笑,然后郑重地对我说,“你妈说得对,要好好念书,念好书将来做大官。”母亲哭笑不得:“哎呀哎呀,我这么说了吗?”姥姥再次抱歉地笑,抬头看四周,看玻璃上的夕阳,看院子里满树盛开的海棠花,再低下头去看手中的针线,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里去……
现在我常想,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?照理说她应该知道,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对此好像没有任何态度,笑骂也无,恨怨也无。也许这正是她的德性,或者正是她的无奈。姥姥的婚姻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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