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
作者简介
金易,原名王锡(1917―1992年),河北省玉田县人。幼读私塾数年,打下古典文学基础。30年代进北京,上中学,后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。两次东渡日本学习和工作。一生从事教育工作,曾任教于北京二中、兰州西北师范学院、煤炭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业余学校、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等。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,下放劳动达20年之久。退休后患脑血栓,右偏瘫,用左手托着右手从事写作,《宫女谈往录》一书就是这样写成的。
沈义羚,生于1919年,祖籍浙江绍兴,毕业于北大中文系,肄业于研究生院。亦教育工作者,曾任教于北京二十五中、北京六十一中。并参加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审工作前后达10年之久。被选为北京市东城区第五届、第六届人民代表,被评为北京市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(北京市劳动模范)和北京市三八红旗手。
金易、沈义羚夫妇共育有4个子女,皆共产党员,工作、学习先进,其家庭曾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。
序
杨乃济
我于40年前受业于金易先生。丁卯春节前得先生手札,要我为《宫女谈往录》写篇序。先生著作,学生写序,这样的先例不多。先生课授生徒数十年,弟子辈颇不乏名人,亦颇不乏钱钟书先生在小说《灵感》中所谓的“书也不写了,只为旁人的书作序”的名人。命我写序,莫不是有意为自己做反宣传?可谁又是天生的戆大?我想,这无非出于40年来的师生情谊,再加上我对这本书的问世,多少起了催生者的作用,于书、于先生都有所了解,这序即或写得水平不高,先生也将感到亲切。故尔这看来戆大之举,便愈可照鉴先生的人品,和那师生间最最纯真的爱。于是我便像当年拿到先生发下的考卷一般,诚惶诚恐地提起了笔。
为一本书作序,一般都要把书的内容加以介绍、解说、阐发。然而这本书,先生自谓效“老彭先生”的“述而不作”,旨在为一老宫人话天宝旧事做如实的记录。话是老宫人讲的,旗下人的京白是最老实明白不过的,又何需我再事铺张?余生也迟,没学过做八股文章,八股是专为圣贤立言的,我却只会说自己的话。
要说自己的话,便先得追溯于40年前,那时我就读于北京市立二中,听先生讲授国文课,前后总有三四个学期。先生既教书又育人,奖掖后进不遗余力。老实说,像我这样一个后来读了理工科大学的人,今天也能在文史领域里舞弄些文墨,主要即得益于先生昔日的教诲。
二中的学风是好的,师生关系亦好,许多素有阎罗之称的严师,严中包涵着无限慈爱,那骨子里却一似普渡众生的佛陀。但10来岁的童子最懂得“精致的淘气”,也最爱淘气,因而留下一件至今让我想起来就脸红,深以为内疚的往事。就是那个淘气的我,曾经学了先生的笔体,在上学途经内务部街的一些墙壁上,大行乾隆遗风,用粉笔题了许多歪七扭八的唐人诗句,却又下署了先生的大名。可我上学途经的路,先生却并不经过,对这恶作剧亦无从发现,如此我便背上了长久的内疚,总觉得有负于先生。
不久,先生离开了二中,我也由中学而大学,再由大学踏上专业岗位,相互不得消息。1979年,我从边省回到北京,得知先生也返归北京,仍住在旧日的寓所,我去看望了先生,除欢叙旧时的情谊,暗中也欲以行动反省自己的内疚。畅谈中得知先生结识过一老宫人,耳闻了极其丰富的天宝旧事,这些事正史不收,野史亦无所志。我以为,这弥足珍贵的史料大应传诸于世,便百般怂恿先生写出来。那时我正在筹办一刊物,有了先生的文字,正好为创刊增色,但当我拿到先生的第一章手稿时,刊物难产,又由难产而胎死腹中,我随即把这第一章手稿举荐给《紫禁城》杂志。不久宏文刊出,并在首刊的一期,为将来刊印单行本登了预告。以后连载十数期,那众口交誉的好评,自无需我一一冗述。
我以为,先生之作贵在赢得了真、善、美三字。学老彭,“不添油,不加醋”,是为持一“真”;先生祖籍汉军旗,对旗下人的语言,以至习俗、情感,都异常熟悉,他为老宫人写话,那语言的流畅、自如,地道的八旗京片子,十足堪登“善”境;而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,从知堂老人习晚明小品,业已深得其真髓,随着先生的年事日高,当年绚烂之极的文笔自归于平淡,缜密的文思中饱含了豁达的坦率,使他笔下自在着幽深、冷隽的“美”,一如祁彪佳《寓山注》所谓之“一壑一丘,皆成小致”。但我这话纯指文章艺术风格而言,谁都看得出,先生的文字间洋溢着对弱者的同情,对人间不平的愤,这都与知堂老人的一味“冲淡和平”大相径庭。从先生的字里行间,我仿佛看到那与笔花同在的大滴大滴的滚滚热泪,更绝无半点夏夜乘凉、摇扇清谈的意味。
还是就此搁笔吧!聊以自慰的是,我终于勉强写成这一篇不可言序的序。我似乎效法着宫女“侧着身子屈着脚尖”,“轻轻地退着走”过的一段路程,但我从未得过姑姑的调教,这路走得实在太吃力了。
前言
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,那时我还是个学生,宿舍在北京马神庙西头(现景山东街),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上。马路对过,路南有一条窄胡同,和马路成丁字形,沿着这条小胡同往南,名叫中老胡同。我所要叙说的老宫女就住在这个胡同一座小杂院的西屋里。
那是凄风苦雨的年代,白天兵车扬飞尘,亭午暗阡陌,谁也不愿意上街闲遛,保不定会碰到倒霉的事。日寇的警报器设在景山的山顶上,高射炮日夜不停地对着天空转悠,武士道们荷枪实弹往来巡逻,这一带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。晚上,警笛一拉,灯火管制开始,大街小巷一片漆黑,再加几点秋雨,古城显得格外凄惨。我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,口袋里揣上两包高碎(茶叶末),撩起蓝布褂,兜上一兜半空(瘪花生),悄悄地到老人的家里,请老人谈些清宫琐事。谈的人是漫谈,听的人是漫听,窗户用黑布遮严,墙角里昏灯如豆,煤球炉子的火亮反照在顶棚上,真是“耿耿残灯背壁影,萧萧暗雨打窗声”。我像听天宝遗事一样,听着老人如怨如诉地倾吐着的往事。
我见到她的时候,已经是“红颜暗老白发新”的老妪了。她姓何,这显然不是她的本姓(按满族旗人汉姓的一般规律,姓何的原满族老姓多系赫舍里氏),宫内称呼她为荣儿,慈禧呼她“荣”。不过自民国改元以后,旗下人有种心理,不愿谈及自己的身世,所以我始终忌讳问她的家史。从闲谈中知道她原住过西城京畿道一带,这大概可以推测出她是属于哪一旗的了。父亲游手好闲,提笼架鸟,和一般旗下人一样。哥哥比她大十几岁,好票戏,唱黑头,花钱买脸,是个很有名气的票友。她13岁进宫,分在储秀宫里当差,伺候慈禧,专职是敬烟。18岁由慈禧指婚,赐给一个姓刘的太监,是李莲英的干儿子,专给光绪剃头,住家在北池子。结婚时是很风光的,老太后以主婚人的身份,陪送了8副抬儿作嫁妆,珍宝衣物,一应俱全。这样,就把她活生生地送到火坑里了。婚后不到一年,她因思念老太后,请求回宫当差,得到慈禧的特殊恩准。这在清宫里是件罕见的事。清宫惯例,宫女离宫后,不许再返回当差,何况已经出嫁了的,怎能又回到老太后身边呢?不是太后特别喜爱,是绝对办不到的(据她说,在她以前只有东太后的侍女双喜,得到过东太后的恩典,二次进宫伺候过东太后,但时间很短)。其实是慈禧把她赐给太监,问心有愧,才给点小恩小惠罢了,而她却反自认为是特殊光荣,谈起来眉飞色舞。庚子跟太后西奔,临出发前,亲身经历了珍妃惨死的一幕。辛丑回銮后,因年龄过大(清宫惯例,宫女在25岁前离宫择配),离宫回北池子居住。她随侍慈禧前后长达8年之久。刘太监是个鸦片鬼,狂吸滥赌,不久死去。“九?一八”后,日本势力进入北平,日本浪人和地痞相勾结,硬把她赶出了家门,她不得不在后门东的东皇城根附近赁房居住。“七?七事变”后,警匪结合又演出了一出“插刀盗宝”的惨剧。半夜三更,两个蒙面强人破门而入,用刀往枕头上一拍,她用性命和屈辱所换来的珍宝,眼睁睁地被抢走了。呼天不应,于是她只落得佣工度日。
自40年代初认识她以后,我们经常往来,主要是我有了一个家,不断求她帮忙。1948年冬我们磨豆腐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。1949年底我的小女儿落生,她帮过我短期的忙。1950年春我卧病在床,得到她的照料。以后“空穴来风,人言可畏”,说请帮工有剥削人的嫌疑,所以也就不敢请她帮忙了。
就在这一年的深秋,弄巷里已经有零乱的黄叶了,她来我家串门,手里拎着一个小包。我很奇怪,因为我们彼此往来已经超越相互送礼的程度了。寒暄以后,谈了谈家常,她走到里屋,抱起我不满周岁的小女儿,打开她带来的小包,说:“特给小四姑做了一身小裤褂,留着明年下地时候穿吧。”过一会儿她又断断续续地说:“眼睛顶不上了,针都不知往哪儿扎,对付着穿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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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易,原名王锡(1917―1992年),河北省玉田县人。幼读私塾数年,打下古典文学基础。30年代进北京,上中学,后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。两次东渡日本学习和工作。一生从事教育工作,曾任教于北京二中、兰州西北师范学院、煤炭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业余学校、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等。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,下放劳动达20年之久。退休后患脑血栓,右偏瘫,用左手托着右手从事写作,《宫女谈往录》一书就是这样写成的。
沈义羚,生于1919年,祖籍浙江绍兴,毕业于北大中文系,肄业于研究生院。亦教育工作者,曾任教于北京二十五中、北京六十一中。并参加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审工作前后达10年之久。被选为北京市东城区第五届、第六届人民代表,被评为北京市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(北京市劳动模范)和北京市三八红旗手。
金易、沈义羚夫妇共育有4个子女,皆共产党员,工作、学习先进,其家庭曾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。
序
杨乃济
我于40年前受业于金易先生。丁卯春节前得先生手札,要我为《宫女谈往录》写篇序。先生著作,学生写序,这样的先例不多。先生课授生徒数十年,弟子辈颇不乏名人,亦颇不乏钱钟书先生在小说《灵感》中所谓的“书也不写了,只为旁人的书作序”的名人。命我写序,莫不是有意为自己做反宣传?可谁又是天生的戆大?我想,这无非出于40年来的师生情谊,再加上我对这本书的问世,多少起了催生者的作用,于书、于先生都有所了解,这序即或写得水平不高,先生也将感到亲切。故尔这看来戆大之举,便愈可照鉴先生的人品,和那师生间最最纯真的爱。于是我便像当年拿到先生发下的考卷一般,诚惶诚恐地提起了笔。
为一本书作序,一般都要把书的内容加以介绍、解说、阐发。然而这本书,先生自谓效“老彭先生”的“述而不作”,旨在为一老宫人话天宝旧事做如实的记录。话是老宫人讲的,旗下人的京白是最老实明白不过的,又何需我再事铺张?余生也迟,没学过做八股文章,八股是专为圣贤立言的,我却只会说自己的话。
要说自己的话,便先得追溯于40年前,那时我就读于北京市立二中,听先生讲授国文课,前后总有三四个学期。先生既教书又育人,奖掖后进不遗余力。老实说,像我这样一个后来读了理工科大学的人,今天也能在文史领域里舞弄些文墨,主要即得益于先生昔日的教诲。
二中的学风是好的,师生关系亦好,许多素有阎罗之称的严师,严中包涵着无限慈爱,那骨子里却一似普渡众生的佛陀。但10来岁的童子最懂得“精致的淘气”,也最爱淘气,因而留下一件至今让我想起来就脸红,深以为内疚的往事。就是那个淘气的我,曾经学了先生的笔体,在上学途经内务部街的一些墙壁上,大行乾隆遗风,用粉笔题了许多歪七扭八的唐人诗句,却又下署了先生的大名。可我上学途经的路,先生却并不经过,对这恶作剧亦无从发现,如此我便背上了长久的内疚,总觉得有负于先生。
不久,先生离开了二中,我也由中学而大学,再由大学踏上专业岗位,相互不得消息。1979年,我从边省回到北京,得知先生也返归北京,仍住在旧日的寓所,我去看望了先生,除欢叙旧时的情谊,暗中也欲以行动反省自己的内疚。畅谈中得知先生结识过一老宫人,耳闻了极其丰富的天宝旧事,这些事正史不收,野史亦无所志。我以为,这弥足珍贵的史料大应传诸于世,便百般怂恿先生写出来。那时我正在筹办一刊物,有了先生的文字,正好为创刊增色,但当我拿到先生的第一章手稿时,刊物难产,又由难产而胎死腹中,我随即把这第一章手稿举荐给《紫禁城》杂志。不久宏文刊出,并在首刊的一期,为将来刊印单行本登了预告。以后连载十数期,那众口交誉的好评,自无需我一一冗述。
我以为,先生之作贵在赢得了真、善、美三字。学老彭,“不添油,不加醋”,是为持一“真”;先生祖籍汉军旗,对旗下人的语言,以至习俗、情感,都异常熟悉,他为老宫人写话,那语言的流畅、自如,地道的八旗京片子,十足堪登“善”境;而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,从知堂老人习晚明小品,业已深得其真髓,随着先生的年事日高,当年绚烂之极的文笔自归于平淡,缜密的文思中饱含了豁达的坦率,使他笔下自在着幽深、冷隽的“美”,一如祁彪佳《寓山注》所谓之“一壑一丘,皆成小致”。但我这话纯指文章艺术风格而言,谁都看得出,先生的文字间洋溢着对弱者的同情,对人间不平的愤,这都与知堂老人的一味“冲淡和平”大相径庭。从先生的字里行间,我仿佛看到那与笔花同在的大滴大滴的滚滚热泪,更绝无半点夏夜乘凉、摇扇清谈的意味。
还是就此搁笔吧!聊以自慰的是,我终于勉强写成这一篇不可言序的序。我似乎效法着宫女“侧着身子屈着脚尖”,“轻轻地退着走”过的一段路程,但我从未得过姑姑的调教,这路走得实在太吃力了。
前言
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,那时我还是个学生,宿舍在北京马神庙西头(现景山东街),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上。马路对过,路南有一条窄胡同,和马路成丁字形,沿着这条小胡同往南,名叫中老胡同。我所要叙说的老宫女就住在这个胡同一座小杂院的西屋里。
那是凄风苦雨的年代,白天兵车扬飞尘,亭午暗阡陌,谁也不愿意上街闲遛,保不定会碰到倒霉的事。日寇的警报器设在景山的山顶上,高射炮日夜不停地对着天空转悠,武士道们荷枪实弹往来巡逻,这一带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。晚上,警笛一拉,灯火管制开始,大街小巷一片漆黑,再加几点秋雨,古城显得格外凄惨。我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,口袋里揣上两包高碎(茶叶末),撩起蓝布褂,兜上一兜半空(瘪花生),悄悄地到老人的家里,请老人谈些清宫琐事。谈的人是漫谈,听的人是漫听,窗户用黑布遮严,墙角里昏灯如豆,煤球炉子的火亮反照在顶棚上,真是“耿耿残灯背壁影,萧萧暗雨打窗声”。我像听天宝遗事一样,听着老人如怨如诉地倾吐着的往事。
我见到她的时候,已经是“红颜暗老白发新”的老妪了。她姓何,这显然不是她的本姓(按满族旗人汉姓的一般规律,姓何的原满族老姓多系赫舍里氏),宫内称呼她为荣儿,慈禧呼她“荣”。不过自民国改元以后,旗下人有种心理,不愿谈及自己的身世,所以我始终忌讳问她的家史。从闲谈中知道她原住过西城京畿道一带,这大概可以推测出她是属于哪一旗的了。父亲游手好闲,提笼架鸟,和一般旗下人一样。哥哥比她大十几岁,好票戏,唱黑头,花钱买脸,是个很有名气的票友。她13岁进宫,分在储秀宫里当差,伺候慈禧,专职是敬烟。18岁由慈禧指婚,赐给一个姓刘的太监,是李莲英的干儿子,专给光绪剃头,住家在北池子。结婚时是很风光的,老太后以主婚人的身份,陪送了8副抬儿作嫁妆,珍宝衣物,一应俱全。这样,就把她活生生地送到火坑里了。婚后不到一年,她因思念老太后,请求回宫当差,得到慈禧的特殊恩准。这在清宫里是件罕见的事。清宫惯例,宫女离宫后,不许再返回当差,何况已经出嫁了的,怎能又回到老太后身边呢?不是太后特别喜爱,是绝对办不到的(据她说,在她以前只有东太后的侍女双喜,得到过东太后的恩典,二次进宫伺候过东太后,但时间很短)。其实是慈禧把她赐给太监,问心有愧,才给点小恩小惠罢了,而她却反自认为是特殊光荣,谈起来眉飞色舞。庚子跟太后西奔,临出发前,亲身经历了珍妃惨死的一幕。辛丑回銮后,因年龄过大(清宫惯例,宫女在25岁前离宫择配),离宫回北池子居住。她随侍慈禧前后长达8年之久。刘太监是个鸦片鬼,狂吸滥赌,不久死去。“九?一八”后,日本势力进入北平,日本浪人和地痞相勾结,硬把她赶出了家门,她不得不在后门东的东皇城根附近赁房居住。“七?七事变”后,警匪结合又演出了一出“插刀盗宝”的惨剧。半夜三更,两个蒙面强人破门而入,用刀往枕头上一拍,她用性命和屈辱所换来的珍宝,眼睁睁地被抢走了。呼天不应,于是她只落得佣工度日。
自40年代初认识她以后,我们经常往来,主要是我有了一个家,不断求她帮忙。1948年冬我们磨豆腐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。1949年底我的小女儿落生,她帮过我短期的忙。1950年春我卧病在床,得到她的照料。以后“空穴来风,人言可畏”,说请帮工有剥削人的嫌疑,所以也就不敢请她帮忙了。
就在这一年的深秋,弄巷里已经有零乱的黄叶了,她来我家串门,手里拎着一个小包。我很奇怪,因为我们彼此往来已经超越相互送礼的程度了。寒暄以后,谈了谈家常,她走到里屋,抱起我不满周岁的小女儿,打开她带来的小包,说:“特给小四姑做了一身小裤褂,留着明年下地时候穿吧。”过一会儿她又断断续续地说:“眼睛顶不上了,针都不知往哪儿扎,对付着穿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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