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3分配公平的问题
孙泉源当上保管,掌管仓库钥匙,主要工作都在仓库,想动弹,也不能距离仓库太远,只好整天窝在沟里;整天想沟里事儿,为沟里忙,俯下身在沟里干活,不跟沟外知青联系,不跟沟外知青打哄,彻底变成了沟里人。沟里群众看在眼里,喜欢在心里。他自然受到沟里乡亲们的赞许。这赞许传到街里。尤继红听说以后,很有些自豪,说:“他只是知青中的一个。知青都是这样上进的人,人都在乡里,谁没把心掏给乡亲们?”
这话说的真好。大多知青都是这样的人。新良大队的知青金安然,听说孙泉源他们沟里搞起了副业,有心来探讨搞副业的利弊。因而叫上期任达,约上张永东、尤继红都来了。想让孙泉源传授一下经验,也想跟孙泉源来场探讨、讨论。
知青做事儿就是这么热心,就是这样认真。他们不但要听介绍,听罢介绍还要进行探讨、讨论。这是一种总结事情成败的方法,这也是在做事情之前的研判。孙泉源立马感到,金安然的到来,他跟金安然居然学了一招。金安然太不得了。
孙泉源没有金安然的思想丰富。他的思想扑素。朴素得像是从大田里钻出来的小草一般,带着乡土、大地的气味儿,没有什么华丽的色彩,却带有泥土的芬芳。他很实在的跟大家说:“其实搞副业,我是受到尤继红那番话的启发才有这想法的。听到尤继红跟我说的那番话以后,我才觉得我得给沟里人做些事情。我不能整天瞎胡混,我不能对不起沟里人。继红跟我说,并不是把沟里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多好,才算好;能把沟里工值推上五毛钱,沟里人就感谢你,把你当成神仙了。
“我知道把沟里工值推上五毛钱很难,也很担风险。我有过这方面考虑、我也想做个试验。可我没有施展理想抱负那实权。如今大队让我当保管,我有这做试验的机会,我又有过把工值提到五毛钱这打算,何不下力做一番试验?
“我在沟里摸了底,跟乡亲们交谈,这才知道原来沟里早就打过草苫子,卖给砖场。乡亲们说那是卖一挣半。都说这是必定能挣钱的事情,结果因为管理不善,让沟里赔了个透底。当时我就口出狂言:‘要是我来管这事儿,绝对不会赔本。’大伙都说我口满,说我不知道沟里的真实情况,不知道沟里水有多深多浅。还说我不知道沟里那淫邪之气形成之后,要想走上正轨又是何等艰难。让我不要火中取栗,‘烧了自己的脚’。他们都说‘烧住脚的事情不要办。’说那是‘放着河水不洗船,自己给自己找麻烦。’但我心有不甘。通过走访,我知道队下卖蒲草苫子,赔钱的原因是腐败。一家跟着一家学,腐败透顶了,还能不赔个底朝天吗?腐败能导致不公,腐败能引起混乱,腐败不加治理,必然导致整个局势完蛋。要想走得远,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,再打草苫做买卖,那就必须铲除腐败。我有铲除沟里腐败的打算,我有铲除沟里腐败的方案。
“当上保管以后,我跟队长和会计商量,先把沟里这乱象给治住。第一天晚上开会,我第一个发言。我说的很明确:‘打架、吵架这事儿队下不管。生产队是搞生产的。生产队只管生产。’我跟他们说得很清楚:‘生产队不是公安局,不是法院,不给你们评这个理,不给你们断这个案。你们该打只管打,该吵只管吵,只要不怕倒霉,只管朝死里闹。打死打伤自然有人来管,这打架双方应该都知道。都是乡里乡亲,世代都在一起居住,为点小事儿,你们也能撕开这个脸。为点小事儿就要争个你死我活,都没把亲情看在眼里。你们没有感觉寒碜?你们没有觉得自己心眼很小?你们自己没有觉得自己很渺小?你们都不觉得自己办了这事儿很可怜?’能吵能打的,听我这么说,也都低下头,不吭声,傻了眼。
“当然咱没当过队干部,不知道这小小一道沟里也不过二百人,事情居然会这么多。有些事情也蹊跷着呢。我们借助水上山管道存水去浇西半坡上的地,没想到大中媳妇居然连个阀门都不会关。结果水上山一送电,那水柱一下就喷上了天,居然把我们住在半坡那户老太婆家的窑洞给淹了。五六个人刮了一下午水。就这事儿,晚上开会我也点了。我在会上说:‘别光想着自己,也得想着队下。今天这个阀门没关住,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损失,也就是五六个人干了一下午。这五六个人的工分是不是要咱沟里这二百号人给平摊出来?人口越大,摊得越多,是不是这回事儿呢?’他们都说那当然。我让大家说,咱们都是队下的人,该不该为队下着想?咱们都是沟里的人,该不该为沟里着想?他们都说为沟里为队下着想。他们都说我说的有道理。
“我觉得整天吵的闹的,这不行,这得定个规矩。结果让大家订规矩,大家也都同意。从大家都愿定规矩方面说,大家也都讲理。这就说明沟里那些爱吵架,爱打架的人也是很可爱的。结果规矩定下来这么多天,没有一个人在沟里骂街,见面也都是和颜悦色的说话,也都不拉呱着骂街了。这不是很好吗?一下就把这整天评理,断案这事儿给撇过去了。我们队干部也只管想着生产咋安排,不再考虑那鬼打架,鬼吵嘴,一个心思都能用在生产上,这不是很好吗?
“说老实话,你心里觉得沟里乡亲们好,你觉得该为他们出力,你觉得为他们出力值得,你一马当先,领着他们干,这心情也就不一样:你干着心情就舒畅。你也乐意整天忙。若是这边你下死了劲儿去策划,去大干,那边他们还捣乱,我想,那就不会有搞副业,主动去找钱这事情。我们队班子也就不会多拦闲事去买蒲草,打草苫,去挣这辛苦钱。”
金安然说:“你以为编织草苫子,看似卖一挣半,能够顺利挣大钱。你们想没想过,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还很多。诸如:买回的草有问题,缺斤少两,运费超出预期水平等等。还没想到的应该还有很多。乃至蒲草储存的安全问题……影响成本的因素很多。你怎么敢保证一定能盈利呢?”
孙泉源说:“你说这些问题,我们早已考虑过了。为啥说我们下东滩,去买蒲草时要去上五六个人呢。一是让沟里百姓知道,去东滩买草,是公平的,都不能从中吃利搭拐:人多监督,有猫腻容易暴露;其二,也就是在装船验收上,不能松懈,要认真对待。最后桃剩下不很好的乱蒲草,也都装船,运回来了。他们去的人回来说,光这挑剩下,不过称,让咱自己装上船的那些乱草,早就超过他们那几个人的出差补助费了。这是实在话:一斤蒲草打成草苫卖出去就是四毛五。一斤就是一个劳动日。那也有个几百斤,他们能不怕出力,不怕麻烦,把那挑剩下乱蒲草运回来,也够安慰人了。这就是热爱生产队的表现。这值得表扬。”
金安然说:“劳动日值越高,社员越好领导。政治思想工作做不好的事情,用经济手段一下就能把积极性调动起来。这也是我遇到过的事情。”
尤继红问:“街上都传着沟里的劳动日值,在流水账上反映,估约摸已达五毛多了。这是真的吗?”
孙泉源说:“这是打草苫子的副业收入,若按常年的工分水平,应该是达到五毛多了。但有一点,因打草苫算工分,这工分总数必定要膨胀。我还想着怎么控制工分总量呢。不然,在大队上工的人岂不是都要回来了?”
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换算问题,一般人也都不会在意。孙泉源能够提出这个问题,足见他对这个工分膨胀的问题有所考虑。金安然见他主动提出这个问题,呵呵笑着说:“在大队工作,和在小队工作是不一样的。在大队只考虑怎么干活,怎样完成任务,在小队就得全面考虑了。生产小队是麻雀,看似小,五脏俱全,管理起来要有一整套方案。整个方案,有一项不合适,运行得就不会那么尽如人意。这工分总量扩大,不是小事儿,是个很大的事情,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它关系到公平不公平的问题。你说是不是这样呢?”
此刻的孙泉源挠着脑袋,皱着眉头,自己也很迷茫。他很谦虚说:“其实工分膨胀这问题,就我们现在这数学水平,是很难运算出哪样计算方法最公平。老百姓也都没有能力把这事情说明白。这事情看似说着还早,其实也就是几个月的事情。再过几个月吧,到年底,再拿计算方案吧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只要工分膨胀,就会出现谁吃亏,谁占光的事情。要想公平很难很难。大体公平就可以了。不必搞得太细。搞得太细,也就闹得大家斤斤计较,人人小气,让人人都变得没出息。必要时还是得一刀切,只要面上公平就可以。朝深里追究,只怕沟里还没有几个人能把它说清楚呢。所以,不要在那上面下很大力气,无论你算得多细致,那都是不会寻找到平衡点的。”
尤继红思想觉悟很高,政治水平也很高,政治宣传水平一般人都不能与其相比。但说到这个工分总量膨胀的事情,她一脸懵怔,好像弄不明白。她问:“按自己得了多少工分分配,还能有不公平的事情?”
金安然说:“确实,孙泉源说得没错。即便按自己挣得工分套劳动日值分配,也有不公平的地方。公平是相对的。不公平是绝对的。我们数学水平都差,我们还得学习呀。”
尤继红脸一红,轻声嘟哝一句:“按自己工分套劳动日值,还能有不公平的事情?”
大家都在讨论。尤继红陷入沉思之中,没再吭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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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话说的真好。大多知青都是这样的人。新良大队的知青金安然,听说孙泉源他们沟里搞起了副业,有心来探讨搞副业的利弊。因而叫上期任达,约上张永东、尤继红都来了。想让孙泉源传授一下经验,也想跟孙泉源来场探讨、讨论。
知青做事儿就是这么热心,就是这样认真。他们不但要听介绍,听罢介绍还要进行探讨、讨论。这是一种总结事情成败的方法,这也是在做事情之前的研判。孙泉源立马感到,金安然的到来,他跟金安然居然学了一招。金安然太不得了。
孙泉源没有金安然的思想丰富。他的思想扑素。朴素得像是从大田里钻出来的小草一般,带着乡土、大地的气味儿,没有什么华丽的色彩,却带有泥土的芬芳。他很实在的跟大家说:“其实搞副业,我是受到尤继红那番话的启发才有这想法的。听到尤继红跟我说的那番话以后,我才觉得我得给沟里人做些事情。我不能整天瞎胡混,我不能对不起沟里人。继红跟我说,并不是把沟里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多好,才算好;能把沟里工值推上五毛钱,沟里人就感谢你,把你当成神仙了。
“我知道把沟里工值推上五毛钱很难,也很担风险。我有过这方面考虑、我也想做个试验。可我没有施展理想抱负那实权。如今大队让我当保管,我有这做试验的机会,我又有过把工值提到五毛钱这打算,何不下力做一番试验?
“我在沟里摸了底,跟乡亲们交谈,这才知道原来沟里早就打过草苫子,卖给砖场。乡亲们说那是卖一挣半。都说这是必定能挣钱的事情,结果因为管理不善,让沟里赔了个透底。当时我就口出狂言:‘要是我来管这事儿,绝对不会赔本。’大伙都说我口满,说我不知道沟里的真实情况,不知道沟里水有多深多浅。还说我不知道沟里那淫邪之气形成之后,要想走上正轨又是何等艰难。让我不要火中取栗,‘烧了自己的脚’。他们都说‘烧住脚的事情不要办。’说那是‘放着河水不洗船,自己给自己找麻烦。’但我心有不甘。通过走访,我知道队下卖蒲草苫子,赔钱的原因是腐败。一家跟着一家学,腐败透顶了,还能不赔个底朝天吗?腐败能导致不公,腐败能引起混乱,腐败不加治理,必然导致整个局势完蛋。要想走得远,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,再打草苫做买卖,那就必须铲除腐败。我有铲除沟里腐败的打算,我有铲除沟里腐败的方案。
“当上保管以后,我跟队长和会计商量,先把沟里这乱象给治住。第一天晚上开会,我第一个发言。我说的很明确:‘打架、吵架这事儿队下不管。生产队是搞生产的。生产队只管生产。’我跟他们说得很清楚:‘生产队不是公安局,不是法院,不给你们评这个理,不给你们断这个案。你们该打只管打,该吵只管吵,只要不怕倒霉,只管朝死里闹。打死打伤自然有人来管,这打架双方应该都知道。都是乡里乡亲,世代都在一起居住,为点小事儿,你们也能撕开这个脸。为点小事儿就要争个你死我活,都没把亲情看在眼里。你们没有感觉寒碜?你们没有觉得自己心眼很小?你们自己没有觉得自己很渺小?你们都不觉得自己办了这事儿很可怜?’能吵能打的,听我这么说,也都低下头,不吭声,傻了眼。
“当然咱没当过队干部,不知道这小小一道沟里也不过二百人,事情居然会这么多。有些事情也蹊跷着呢。我们借助水上山管道存水去浇西半坡上的地,没想到大中媳妇居然连个阀门都不会关。结果水上山一送电,那水柱一下就喷上了天,居然把我们住在半坡那户老太婆家的窑洞给淹了。五六个人刮了一下午水。就这事儿,晚上开会我也点了。我在会上说:‘别光想着自己,也得想着队下。今天这个阀门没关住,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损失,也就是五六个人干了一下午。这五六个人的工分是不是要咱沟里这二百号人给平摊出来?人口越大,摊得越多,是不是这回事儿呢?’他们都说那当然。我让大家说,咱们都是队下的人,该不该为队下着想?咱们都是沟里的人,该不该为沟里着想?他们都说为沟里为队下着想。他们都说我说的有道理。
“我觉得整天吵的闹的,这不行,这得定个规矩。结果让大家订规矩,大家也都同意。从大家都愿定规矩方面说,大家也都讲理。这就说明沟里那些爱吵架,爱打架的人也是很可爱的。结果规矩定下来这么多天,没有一个人在沟里骂街,见面也都是和颜悦色的说话,也都不拉呱着骂街了。这不是很好吗?一下就把这整天评理,断案这事儿给撇过去了。我们队干部也只管想着生产咋安排,不再考虑那鬼打架,鬼吵嘴,一个心思都能用在生产上,这不是很好吗?
“说老实话,你心里觉得沟里乡亲们好,你觉得该为他们出力,你觉得为他们出力值得,你一马当先,领着他们干,这心情也就不一样:你干着心情就舒畅。你也乐意整天忙。若是这边你下死了劲儿去策划,去大干,那边他们还捣乱,我想,那就不会有搞副业,主动去找钱这事情。我们队班子也就不会多拦闲事去买蒲草,打草苫,去挣这辛苦钱。”
金安然说:“你以为编织草苫子,看似卖一挣半,能够顺利挣大钱。你们想没想过,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还很多。诸如:买回的草有问题,缺斤少两,运费超出预期水平等等。还没想到的应该还有很多。乃至蒲草储存的安全问题……影响成本的因素很多。你怎么敢保证一定能盈利呢?”
孙泉源说:“你说这些问题,我们早已考虑过了。为啥说我们下东滩,去买蒲草时要去上五六个人呢。一是让沟里百姓知道,去东滩买草,是公平的,都不能从中吃利搭拐:人多监督,有猫腻容易暴露;其二,也就是在装船验收上,不能松懈,要认真对待。最后桃剩下不很好的乱蒲草,也都装船,运回来了。他们去的人回来说,光这挑剩下,不过称,让咱自己装上船的那些乱草,早就超过他们那几个人的出差补助费了。这是实在话:一斤蒲草打成草苫卖出去就是四毛五。一斤就是一个劳动日。那也有个几百斤,他们能不怕出力,不怕麻烦,把那挑剩下乱蒲草运回来,也够安慰人了。这就是热爱生产队的表现。这值得表扬。”
金安然说:“劳动日值越高,社员越好领导。政治思想工作做不好的事情,用经济手段一下就能把积极性调动起来。这也是我遇到过的事情。”
尤继红问:“街上都传着沟里的劳动日值,在流水账上反映,估约摸已达五毛多了。这是真的吗?”
孙泉源说:“这是打草苫子的副业收入,若按常年的工分水平,应该是达到五毛多了。但有一点,因打草苫算工分,这工分总数必定要膨胀。我还想着怎么控制工分总量呢。不然,在大队上工的人岂不是都要回来了?”
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换算问题,一般人也都不会在意。孙泉源能够提出这个问题,足见他对这个工分膨胀的问题有所考虑。金安然见他主动提出这个问题,呵呵笑着说:“在大队工作,和在小队工作是不一样的。在大队只考虑怎么干活,怎样完成任务,在小队就得全面考虑了。生产小队是麻雀,看似小,五脏俱全,管理起来要有一整套方案。整个方案,有一项不合适,运行得就不会那么尽如人意。这工分总量扩大,不是小事儿,是个很大的事情,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它关系到公平不公平的问题。你说是不是这样呢?”
此刻的孙泉源挠着脑袋,皱着眉头,自己也很迷茫。他很谦虚说:“其实工分膨胀这问题,就我们现在这数学水平,是很难运算出哪样计算方法最公平。老百姓也都没有能力把这事情说明白。这事情看似说着还早,其实也就是几个月的事情。再过几个月吧,到年底,再拿计算方案吧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只要工分膨胀,就会出现谁吃亏,谁占光的事情。要想公平很难很难。大体公平就可以了。不必搞得太细。搞得太细,也就闹得大家斤斤计较,人人小气,让人人都变得没出息。必要时还是得一刀切,只要面上公平就可以。朝深里追究,只怕沟里还没有几个人能把它说清楚呢。所以,不要在那上面下很大力气,无论你算得多细致,那都是不会寻找到平衡点的。”
尤继红思想觉悟很高,政治水平也很高,政治宣传水平一般人都不能与其相比。但说到这个工分总量膨胀的事情,她一脸懵怔,好像弄不明白。她问:“按自己得了多少工分分配,还能有不公平的事情?”
金安然说:“确实,孙泉源说得没错。即便按自己挣得工分套劳动日值分配,也有不公平的地方。公平是相对的。不公平是绝对的。我们数学水平都差,我们还得学习呀。”
尤继红脸一红,轻声嘟哝一句:“按自己工分套劳动日值,还能有不公平的事情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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